一、服务行政法的产生

传统的行政法，以行政机关的权力为本位，以秩序行政为中心来构建，其核心内容围绕着行政行为展开，所关注的是国家强制力的直接应用，所强调的是行政机关对公民的管理和公民对行政权力的服从。这样的行政法被称之为管制行政法(或称管理行政法)。目前，“秩序行政”正向“服务行政”转变，行政法也开始了转型发展。

服务行政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内容，不可避免地引起行政法内容的重大变化:一是行政法的价值取向更加强调行政的公共服务职能，弱化行政权力的管制职能，提倡行政管理方式方法的创新，日益广泛地采用一些非强制性的行政管理行为方式;二是由原来的权力本位向权力与权利平衡基础上的权利本位转变，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人权，重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呈现出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的民主化发展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服务行政法也就是民主行政法，行政民主是服务行政法的核心价值所在。

二、服务行政法的制度框架

服务行政法的价值理念与我国宪法确立的人民政府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我国行政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救济过程日益重视行政民主的价值追求和制度创新，更加注重公民的民主参与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而行政法的这种民主化进程也是服务行政法逐步确立、逐步取代管制行政法的过程。

服务行政法的制度架构也是建立在行政民主化的基础之上的，“行政民主”和“民主行政”是服务行政法律制度构建的最基本的价值内核，公民在行政过程中的广泛民主参与是服务行政法律制度构建的主线。从宏观层面来讲，服务行政法的制度架构主要包括如下要素:

(一)民主化基础上的行政立法制度。要建立健全行政立法中的听证、广泛听取意见制度。在行政立法过程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多听取公民的意见，在必要的时候应该召开立法听证会。如果制定规范的内容对公民的权利进行重要限制或为公民设定义务的，应尽可能举行听证会，听取公民的意见。

(二)民主化基础上的行政执法制度。在构建行政执法制度时一定要充分保障公民的民主参与权利。制度设计要体现多元化、多样化、系统化、便民化的特点。要完善行政执法中程序制度、听证制度、陈述申辩制度等，既要保证公民能有民主参与的机会，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又要保证公民独立的主体性地位，能够自主发表意见。要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过程中作为替代、补充和高效手段的其他柔软灵活的行政方式，如行政指导、行政契约、非拘束性行政计划与规划等非权力强制性的行政管理方式和手段。

(三)民主化基础上的行政司法制度。应该在保障公民民主参与的前提下，简化行政司法的程序，建立健全体现行政司法公正的制度，保障行政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四)民主化基础上的监督救济制度。要设计多元化、多样化、高效化的救济方式，增加公民寻求救济的路径，增加救济的民主性、公正性和效率性。例如，在行政救济中可以尝试构建规范化的行政怨情(苦情)处理制度，抽象行为司法审查制度，更加人性、公平、便民的行政赔偿制度和补偿制度等。

三、构建服务行政法的途径

(一)注重宪法的权威性与灵活性。以宪法为基准所制定的各类地方法律法规，可以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在不违反宪法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变更，强调行政权力与人民权利相结合，以人民的权利为重。

(二)完善听证制度。听证制度是行政程序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赋予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提出质疑，并与之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辩论、质证。这对于保证行政行为的公开性，并进一步体现行政的服务价值，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该制度在国外已经被长期应用，我国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这一制度，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明显的缺陷就是受案范围过窄。笔者认为，应扩大听证程序的受案范围:除法律规定的三类案件以外，只要是与当事人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案件，而且他主动申请，就应用听证程序来处理。

(三)加强行政立法监督。一项法律制定得是否合情合理，不仅需要抽象的价值取向作指导，更需要从实践出发，从现实微观层面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作用。我国行政立法应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坚持走群众路线。行政立法监督，除了通过召开论证会、听证会等直接形式外，还可以对事关人们切身利益的重要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开，广泛听取人民的意见。这样才能对法律草案中涉及的重大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使制定的法律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四)完善行政救济制度。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保障实施，仅靠政府内部的监督力量和法律规定是远远不够的。除了现有法律体系还应该有一套外部的监督力量和法律制度。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相继制定了一系列保证公共服务型政府实施并由外部力量监督的法律体系。其中以行政诉讼法为龙头，包括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行政复议法、信访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基本上形成了对公共服务型政府履行职责进行外部监督的法律框架。

(五)行政的社会知悉权和参与权。行政的社会知悉权是指社会公众依法享有的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进行了解和获得有关资料的权利。行政的社会参与权是社会公众在允许的范围内，广泛参与国家行政决策的权利。有的国家规定了全民公决制度，一项重大行政决策通过与否，不再由行政机关决定，而是交由社会表决。这种制度是反映社会行政参与权的典型。以上两种权利都是行政法的服务价值的体现，可以有效保障行政行为的公开性、科学性、民主性，赋予广大民众更多的便利，以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

(六)强化立法上的具体性和可操作性。行政的社会知悉权和参与权尚未被普遍了解，对行政机关来说也比较陌生。这就需要在立法层面上将其确定下来。针对这两项权利，我国宪法和其他法律有原则性规定，如宪法第27条第2款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应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今后的立法应该加强具体性和可操作性，这样才能使这两项权利真正兑现，切实从行政立法上提升行政法的服务价值。我国行政法以服务性为其价值取向，是我国民主政治向前发展的表现。应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并进行不断地完善。

(作者单位:重庆市璧山县人民检察院)
　　2010年11月17日,最高院发布了《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为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充分的实践基础，修改《行政诉讼法》，增设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已是大势所趋。笔者认为，在制定设计时，应当传承和发展现有的实践经验，同时，适当借鉴我国民事、刑事简易程序制度和国外的一些好的做法，力争使我国的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设计完备而精细，务实而有效。

　　一、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一）适用的案件范围

　　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范围是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权利义务明确的一审行政案件。从标的额、案件性质、紧急程度三方面划分为以下几类案件：

　　1.标的额较小的案件。包括涉及财产金额较小的行政征收、行政处罚、行政收费类案件；行政机关已被确认违法，单独提起赔偿诉讼，且诉讼请求数额不大的案件。争议标的大小一般情况下能够反映案件的难易和影响程度，我国民事诉讼中也以标的额大小作为选择简易程序的标准之一。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可以考虑将财产金额作为衡量的标准之一，如行政机关与法人争执数额在1万元以下（公民为2千元以下）的行政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各省高院可在此基础上再另作规定。

　　2.案件性质轻微、社会影响小的案件。如行政机关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不服行政机关通报批评、警告等轻微处罚的案件，请求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照），而行政机关不予受理或不予答复的案件，经初步审查可能在程序上驳回起诉的案件等。

　　3.情况紧急类案件。如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案件，因为行政诉讼并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对此类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可以尽量减少相对人的损失。还有如要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法定职责案件。

　　4.法律规定的其它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

　　下列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

　　1.社会影响重大、涉及人数众多的案件。如敏感性、矛盾易激化、群体性行政案件等，这类案件往往带有示范效应，处理结果会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或社会稳定，为了慎重对待，同时尽可能减少行政干预带来的影响，对此类案件的审理适用普通程序更适当。

　　2.当事人主体地位特殊的案件。如被告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原告为外国人或者我国港、澳、台居民的案件。

　　3.发回重审和按照法律规定应当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行政案件；

　　4.人民法院认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其他行政案件。此为兜底条款，赋予法官根据实际情况自由选择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权利。

　　（二）适用的主体范围

　　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审理的一审行政案件能否适用简易程序？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只能由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适用，因为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都是比较重大复杂的行政案件，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对于这类案件必须严肃对待，谨慎处理，不能适用简易程序。 也有学者认为“简易程序应在第一审程序中适用，无论基层法院还是中级法院均可。因为法律规定，上一级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审理下级法院审理的案件，如果下级基层法院所受理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那么上级法院提审该案显然也能够适用简易程序，否则就会造成理论与实际的不一致。” 笔者认为，鉴于目前我国的司法环境、法官队伍的专业化程度，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原因在于中级法院适用的大多数不是案情简单、争议不大、影响小的案件，必须慎重对待，适用普通程序可以起到更好的审理效果。此外，我国民事、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简易程序只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如此，也有利于三大诉讼法的统一。

　　（三）适用的审级

　　对于二审、再审行政诉讼案件能否适用简易程序，有观点认为，由于二审程序是为了纠正错误裁判而设立的，其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其必须慎重对待，既要纠正错误，又要维护法律的尊严，故不应该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也有观点认为，凡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案件，二审或再审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因为既然基层人民法院一审已适用简易程序，一般来说案件并不复杂，因此，二审和再审亦当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没必要一律组成合议庭审理，以克服实践中空洞的、虚假的合议庭现象，如果二审或再审审理时发现案件复杂，仍可以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这样，法律赋予了二审、再审法院的程序决定权，便于审判工作的开展。对一审已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二审或再审时则必须适用普通程序。 德国《行政法院法》规定，只要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已经进行了言辞辩论，使得案件事实已经基本清楚，而只是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对判决的具体细节存在争议，那么在二审法官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二审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笔者认为应当区别对待，为提高审判效率，上诉人仅就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提起上诉的行政案件，如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案件等，除非二审法院发现案情复杂或者二审中发现了新的事实或当事人提出了新的证据，二审法院也应当适用简易程序；二审法院审理上诉人就一审案件的实体问题或实体与程序共同错误提起上诉的行政案件，以及一审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二审法院都应该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二、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审判组织

　　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可由一名法官审理。在国外，多数国家的立法规定了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由一名法官独任审理。如美国司法审查着重审查行政案卷和记录,简易程序和书面审理占了很大比例。美国行政诉讼中的审理以公开审理为原则，可采用简易程序，由一名法官审理行政案件。 《通知》第3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经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实行独任审理。从各国和地区的规定来看,独任制和简易程序之间没有绝对的联系，独任制是审判组织的形式，而简易程序则是诉讼程序的类别。独任制和合议制都可以适用于简易程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不过,基于简易程序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笔者认为我国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应采用独任制审理模式。原因主要在于：

　　首先，行政审判队伍素质的不断加强，为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独任制审理提供了保障。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时，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尚不健全，基础薄弱，行政审判经验又缺乏，司法独立不够，为了保证行政诉讼的顺利实施，法律规定了行政诉讼案件无论繁简难易一律组成合议庭并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　2001年，修改后的《法官法》确立了初任法官必须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提高了进入法官队伍的门槛，同时，法院通过内部人事制度改革和专职培训，使法官职业向精英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学历层次有了很大的提高，完全有能力独任审理行政案件。

　　其次，合议制模式的弊端凸显出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制审理的必要。从目前法院行政审判庭的人数配置来看，并不能完全满足正常审理案件的需要。江苏省共有123个法院（109家基层法院、13家中级法院和省高院），2010年全省法院行政审判人员为438人， 平均每个法院行政庭为3.56名审判人员，基层法院许多行政庭法官只有3人，有的甚至不足一个合议庭建制，为了符合行政诉讼法关于合议制的要求，一些法院就采取变通的方式，从其他审判庭抽调法官或者是选用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来审理，也有的法院把一些年龄大、即将退休的法官安排在行政庭，为了合议庭组成的需要。在实际审理过程中，案件基本上是由承办法官一人操持，合议庭其它成员庭审前大多对案情不熟悉,审理过程中很少真正参与,合议时发表意见往往也是走过场，这种陪而不审、合而不议的现象是对审判资源的严重浪费。

　　三、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审理规则

　　（一）简易程序的启动

　　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启动，应当赋予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这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和权利处分的要求。简易程序的启动主要包括两种情形：

　　第一种是当事人启动。当事人在起诉时合意申请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