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预防——功能缺失的替代

孔 一

研究中的刑讯逼供指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如殴打）或变相肉刑（如冻饿），逼取口供的行为。刑讯则不一定具有逼取口供的目的。犯罪是指有责（cupability）的人或人的集群实施的具有一定强度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刑讯供逼发端于奴隶制时代，封建时代逐渐规范化、制度化，到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随着人权观念的深入人心，各国相继废除刑讯供逼。 18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酷刑。有关资料表明：及至20世纪的今天，刑讯逼供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世界各国。我国每年因刑讯逼供立案查处的案件在400起左右。 而我国刑法已经对刑讯逼供犯罪的处罚做了相当严厉的规定，我国政府已于1986年12月12日签署了《禁止酷刑和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98年10月5日又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宣言》上签了字。为什么会有这应然与实然的矛盾，这是本调查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理论假设是“现阶段我国刑讯逼供现象主要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研究中设计了性别，年龄，参加公安工作的时间，审讯嫌疑人的数量，参加公安工作前的职业背景等5个自变量；对刑讯逼供、律师提前介入的评价，所在地区的刑事案件破案率与不采用刑讯逼供条件下的刑事案件破案率，刑讯逼供取向，易被刑讯的嫌疑人类型（该变量又划分为身份，地区，犯罪类型，审讯中的态度4个次级变量），办案中刑讯逼供的频度，刑讯逼供原因的归咎等6个因变量。刑讯逼供犯罪在我国历来被归类于职务犯罪，以前的研究侧重于“职务"而有意无意的与一般类型犯罪相区别。这就使得这些研究没有能利用犯罪学已有的成熟的理论、方法去研究刑讯逼供。笔者则把刑讯逼供看作一般类型的犯罪并与其他犯罪做了比较研究，较多地从社会因素、个体心理因素做了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偶遇问卷调查（笔者亲自到干警宿舍发放问卷）和个别访谈的调查方式。调查以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进修专科学历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层（刑警队、派出所）公安干警为对象（其中近二分之一是全国公安战线的“英模”）。问卷调查实施过程中即对部分干警就刑讯逼供问题进行了访谈。调查对象中女性占8.20%；参加公安工作时间4年以上的占86.35%；审讯嫌疑人100人以上的占77.77%。问卷除21份由笔者的同学实施调查外其余50份均由笔者亲自调查。剔除无效问卷10份（题目要求单选而多选的、问卷中有答案自相矛盾的、未全部填答的）最后回收有效问卷61份。对以上资料作一般统计外，还对调查对象的性别，文化程度，专业化程度，职业背景与刑讯逼供取向分别做了x2检定（a均取0.05）检验。
文献综述
一、法律文件
罗马帝国《加洛林纳法典》第31条规定“假如某人被怀疑对他人有损害行为，而嫌疑犯被觉在被害人面前躲躲闪闪，形迹可疑，同时嫌疑犯又是可能犯这类罪的人，那么这就是可以使用刑讯的证据”。 《唐律疏仪.断狱》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词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 《世界人权宣言》（1948.12.10）前言宣示：“人类一家，对于人人固有尊严及其平等不移权利之承认确系世界自由、正义、和和平之基础”，第5条规定：“对任何人不容加以酷刑，或使以残忍、不人道或侮慢之待遇或处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宣言》（1996.12.9）第七条亦有类似规定。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4.12.10)则是国际法关于刑讯逼供的专门法律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 ，二百三十二条 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学者著述
“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汉书·路温舒传》）。“榜掠千金，不胜痛，自诬服”。（《史记·李斯列传》）是中国古代学者对刑讯逼供的置疑与讽刺。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C.R 贝卡利亚（1758-1794）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刑讯逼供这种“合法的暴行”是强权的反映，“它只能使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境地”。其根源在于：1.“与该国受到尊重的公共观念具有某些联系”。2.“一些法庭把犯人的交代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 德国著名犯罪学家汉斯·约阿希姆·施耐德（1928- ）称刑讯是“当权者的政治犯罪”。刑讯逼供的原因是1.专制政府制度下人们认为刑讯是维护国家和公益所必要的。2.权威的命令。 我国学者则大多认为现阶段我国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有审讯者个人素质底，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民主法制不健全，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等。
调查结果
一、刑讯逼供的现状
问卷调查显示：47.54%的调查对象对嫌疑人有过很多次或多次“粗暴行为”，只有11.48%的被调查者表示“从未有过”。当问及“如果已知某人确实实施了强奸，而又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犯罪。您作为审讯员会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办法还是放弃审讯”，有83.61%的调查对象选择“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办法”。中国是一个很讲道德的社会，强奸历来被认为是严重悖德的行为，如果题目改用其他犯罪（如盗窃），选择放弃审讯的人数可能会有所增加。有75.41%的被调查者认为“全国有80%的刑警从不打人，但破案率很高”这一说法不可信或非常不可信，认为可信或非常可信的仅占9.84%。
二、刑讯逼供的特点
（一）有刑讯逼供倾向者的性别特征
问卷统计的x2 检定表明性别与刑讯逼供取向不相关（x2 0.05（1）=3.841＞ x2=0.408）这就是说，增加女性审讯员的数量并不能改变刑讯逼供的状况。
（二）有刑讯逼供倾向者的文化程度特征
问卷统计的Ｘ2检定表明调查对象的刑讯逼供取向与文化程度不相关（x2 0.05（2）=5.991＞x2=3.121）。因此，刑讯逼供者在文化程度上无特征。
（三）有刑讯逼供倾向者的职业背景特征
问卷统计的x2检定表明，调查对象的刑讯逼供取向与职业背景（毕业分配，社会报考，部队转业，其它部门调入）不相关（x2 0.05（3）=7.815＞x2=2.002）。与专业化程度（警校，高中）也不相关（x2 0.05（1）=3.841＞x2=3.773）。
分析与讨论
问卷调查显示对刑讯逼供归因按重要度有如下排序：1、部分干警知识能力有限（占25.41%），2、警力少，案件多，但又须及时结案（占19.13%），3、由于经济等条件的限制缺乏可采的有效技术方法 （占17.76%）4、刑事司法制度自身的局限（占13.93%），5、警察工作超负荷，心理压力大，精神紧张（占9.56%），6、部分嫌疑人敬酒不吃吃罚酒（占7.65%），7、其它（占6.56%）如历史原因，领导怂恿等。笔者认为刑讯逼供的原因相当复杂，但至少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一、社会原因
问卷统计显示被调查者认为容易挨打者：外地人占68.09%，身份不明者占25.53%,当地人仅占6.38%。地域相距越大，地缘越弱，与审讯者的关系越弱，用于与审讯者对抗的资源也更难获取，对审讯者来说打外地人比打当地人更为安全，有利；盗窃嫌疑人比例高达35.29%占第一位。这与实践中70%以上的案件是盗窃犯罪有关，也与盗窃犯罪人绝大多数为劣势群体有关。嫌疑人因为在审讯中对审讯者蛮横无礼而易于挨打者占38.64%，与不讲实话的共居第一位。审讯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口供，而嫌疑人与对审讯者蛮横无礼与审讯目的并不直接背反，这就是说，38.64%的人并不完全是因为口供的原故而被刑讯。他们挨打的原因很可能是“态度不好”。易被刑讯逼供者中农民和无业者占95.35%，（见表4-12）远高于一般类
易被刑讯逼供者与一般类型犯罪被害人的职业比较 表4-12 （%）
农民 工人 工职人员 学生 无业 商人 合计
易被刑讯逼者①一般犯罪类型②被害人 53.9430.30 0 27.9 0 11.6 0 8.1 41.85.50 4.657.40 100 90.8*
资料来源：①问卷统计 ②郭建安：《犯罪被害人学》；*原资料不详 。
型犯罪被害人中农民和无业者的比例（35.80%）。我国社会的经济，权力 ，赞誉三类工具性资源之间的相关程度较高，且社会流动性较小，这就决定了较高的社会不平等程度。 深层敌意 则根植于现行的社会结构，根植于连结人的多元的不平等关系之中，这种敌意的极端表达形式即是犯罪劣势群体往往以传统犯罪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现行规范，秩序和优势群体的敌意。他们在审讯中对代表和维护现行制度的优势群体有着最深的敌意，加之对审讯目的的否定，使他们对审讯者有一种天然的反感 。审讯者则是得益于现行制度的优势群体，他们对传统犯罪嫌疑人也有着同样的感情，这就使双方从开始就处于敌对状态。刑讯逼供正是这种敌对状态的一种反应。相对优势群体（如警察）利用权力这--工具性资源，对权力、金钱、道德、知识都匮乏的绝对劣势群体（如农民）施加了强力。绝劣势群体因为缺少进入社会阶梯的资源而犯罪，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一方面，没有可能在很讲人情但阶层观念很盛的中国社会去结交警察，另一方面，也不足使审讯者由于畏惧将来的威胁而退缩。多元不平等导致劣势群体选择犯罪，而一旦被贴上“罪犯”的标鉴，他们连道德这唯一的资源也丧失了。刑讯逼供即是给嫌疑人贴上罪犯标鉴之后，对一无所有者的暴虐。
二、 经济原因
（一）刑讯逼供犯罪收益高
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社会生活中几乎所有事件都可以用“利益”来解释。刑讯逼供更是审讯者利益权衡的结果。问卷统计表明：刑事案件平均破案率为52.21%，若不采用刑讯逼供手段破案率则下降到37.13%，下降15.08%（占总破案率的28.88%）。可见刑讯逼供的确是“破案的有效手段”，这也正是其存在的客观依据。破案率是衡量一个警察部门、一个警察工作的重要标准。对刑警而言，某种情况下，这成了唯一的标准。在没有更为便捷有效的侦讯方法的前提下，警察会冒险采用非法但有效的方法--刑讯逼供。这虽然冒险，但并不危险，因为（１）针对的是劣势群体，他们缺乏与之对抗的有效的工具性资源。（２）缺乏有威胁的审讯监督。在实践中，律师“提前”介入阻力重重，问卷调查也显示有54.10%的被调查者认为“律师提前介入不适合中国国情”。（３）我国刑事诉讼体系的“安全”目的和线性结构决定了公、检、法在整体目标和利益上是一致的。要想让检察官，法官去追诉警察这在世界各国都是难以做到的。
（４）“刑讯逼供是为惩罚犯罪，为了国家和公益”这不仅得到一些政府官员的默认，也被部分群众所认同。这是刑讯逼供者在“道义上的胜利”。这使得刑讯逼供犯罪难以发现和追诉，刑讯逼供犯罪人难以得到应有惩罚。可见，刑讯逼供是一种高收入低风险的犯罪 ，在利益驱动下，许多人采用了它。
（二）经济条件的限制增加了刑讯逼供的选择可能性
在某种意义上，侦察破案就是收集证据，嫌疑人供述是证据的一种，也是获取其它证据的重要线索，因此，在侦察阶段口供往往比其它证据更为重要。正如一位调查对象所说：“如果不要口供能破案，还有谁愿意打人。”经济实力薄弱使一些警察部门无力拥有如唇纹、声纹、ＤＮＡ物证检验技术、设备和人才。这就使一些可以采用的，甚至相当有力的证据难以采用。在团伙犯罪中，来自不同案犯的各种证据构成强有力的证据群。一旦有的案犯潜逃，案件侦察难度会大为增加。公安机关因为办案经费少，案件多，警力不足往往无力去异地抓捕。一个基本事实：警察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刑警平均每天工作１０小时以上），心理压力大。他们没有可能在每个嫌疑人身上耗费很多的时间，并且缺乏更为有效的审讯技术。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审讯技术研究应用滞后，另一方面警察在岗业务培训机会很少。这与警力不足直接相关，警力不足的原因之一是经济投入少。
三、法律原因
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是“安全”，“它是为我国社会认同，在立法中预先设定，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满足的特定利益”，“是由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 这一目的实现的必然途径是扩张国家权力限制个体权利。涉讼公民在刑事诉讼中始终处于被怀疑、被否定、被限制的弱势地位， 而司法机关则有很大的自由和权利。刑讯逼供正是实现安全目的的极端表现，实质上是侦讯人员对嫌疑人做“有罪推定”并施加了刑罚，但处罚的主体是非法的--僭越了法官的权利，处罚的方式也是非法的--肉刑。现代国家安全目的所决定的诉讼结构一般是以线性结构为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这在我国尤为典型。这种结构的内在要求之一就是“司法一体化”“侦、诉、审三机关虽然职能不同，但目标一致彼此合作甚至合为一体”。 具体表现为“警检关系密切化”，“诉、审关系接近化"。 在这个意义上追诉刑讯逼供犯罪实际上是自我追诉。我国刑法虽然对刑讯逼供犯罪做了相当严厉的规定，但司法并未严格依法，这不仅使刑讯逼供者侥幸心理强化，也使有意控告刑讯逼供犯罪的受害人望而却步。
证据调查立法的历史沿革如图所示：神示裁断法→审讯问案法→勘验鉴定→察访询问法→人身识别法。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客观性证据的证明力己经远远超过主观性证据。嫌疑人陈述的一个方面就是自证其罪，而作为最重要的利害关系人提供的“证据”是大可怀疑的。在我国，不仅警察，甚至法官对有罪的供述都有天然的信赖感，由“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的使用频率可见一斑。这就人为的赋予了口供不应有的证明力，使其重要性达到不恰当的程度。
四、历史原因
历史不只存在于过去它还存在于现在和将来。
儒家文化是古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推崇“以礼治国”，而礼最本质的精神在于“别异”。所谓“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是也！”“上下有义，贵贱有分，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径也”。“礼”实质上就是各种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名行其所当行之事，不愈其矩。 中国古代的法律是道德化的，法律是推行“礼”的一种手段。这使中国社会的等级化被制度化，形成了费孝通先生讲的 “差序格局”。 其中最主要
的有三个等级模型（见图4-11-13）

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处于一个或多个等级模型之中，一个模型中的优势地位在另一个模型中可能就变为劣势。所以，每个人的地位都是不平等的。平等是民主、自由、尊严的基础。这就是中国社会缺乏民主、自由精神和尊严观念的根本原因。刑讯逼供正是优势群体对劣势群体权利、尊严的公然侵犯。
古代中国是官本位的社会，权力是社会场的中心，权力是靠强力获得和维系的。权力的运作实际上是一场施虐与受虐的“虐恋”游戏。 （见图4-14）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关于印发《供港鲜活冷冻商品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委（厅、局），部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总公司，香港华润（集团）有限公司，香港粤海（集团）有限公司，澳门南光（集团）有限公司，澳门南粤（集团）有限公司：
为进一步推动供港鲜活冷冻商品管理改革，确保对香港市场的持续、稳定供应，我部制订了《供港鲜活冷冻商品管理暂行办法》。现将该《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并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请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委（厅、局）和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自接到本通知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按照《供港鲜活冷冻商品管理暂行办法》第六章的有关规定，将本地区、本公司符合条件的供港活大猪生产场（厂）名单报我部（贸管司）审核。
特此通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供港鲜活冷冻商品的管理，保证对香港市场的稳定供应，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商品品种范围：活畜（活大猪、活中猪、活乳猪、活牛）、活鸡、冻肉禽（冻猪肉〔包括冻猪付产品〕、冻乳猪、冻牛肉、冻鸡）、水产品（大闸蟹、活塘鱼）。除活塘鱼外，供港鲜活冷冻商品实行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出口许可证由外经贸部授权的发证机关发放。许可证当月有效。
第三条 管理机构及职责。外经贸部统一负责供港鲜活冷冻商品的出口管理工作。外经贸部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以下简称广州特办）根据外经贸部授权，负责供港鲜活冷冻商品的部分管理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委、厅（以下简称地方外经贸管理部门）负责本地区供港鲜活冷冻商品的综合管理工作。香港华润（集团）五丰行（以下简称五丰行）是内地鲜活冷冻商品在香港的总代理，负责市场的协调、管理工作。香港粤海（集团）广南行（以下简称广南行）在接受总代理统一协调的前提下，负责代理广东省（含深圳市）出口的鲜活商品。
第四条 供港活塘鱼实行配额放行证管理。出口配额由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以下简称广东省外经贸委）商广州特办确定。其中，广东省外经贸委负责广东省供港活塘鱼的配额下达和出口放行证的签发工作，广州特办负责除广东省以外其他省市供港活塘鱼的配额下达和出口放行证的签发工作。

第二章 配额总量的确定、下达及调整
第五条 外经贸部以相关商品香港市场的容量、市场供应的格局以及我远近期市场份额目标等为依据，参考总代理的建议，确定每年的配额总量。
第六条 代理机构在提出配额总量建议时应提供以下资料：
（一）相关商品香港市场前三年的市场需求情况。
（二）相关商品当年的市场供应情况及供应者各自的市场份额、经营状况及经营成本。
（三）代理机构1－3年的经营目标，包括年销量及市场份额目标。
（四）对市场可变因素的分析，包括消费习惯的变化、替代消费品的出现、市场突发事件对供求关系的影响等情况。
第七条 外经贸部在确定配额总量后，将配额下达给有关地方外经贸管理部门和有关公司。
（一）活畜／活鸡：按经营能力，将配额下达给承担供应任务的地方外经贸管理部门和有关公司。
（二）冻肉禽：在现有经营能力的基础上，突出规模经营，以扩大出口为中心，配额向有经营实力并有出口潜力的地方倾斜。
第八条 为避免市场、货源、运输等发生变化而影响供应，外经贸部将根据各地配额的完成情况和货源情况，对配额实行动态调整。
如遇突发性事件并明显影响市场供应，外经贸部将对相关商品的配额总量进行调整。

第三章 配额的二次分配
第九条 地方外经贸管理部门和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总公司及有关公司（以下简称有关公司）按外经贸部的规定负责配额的二次分配。
（一）活畜／大闸蟹
1、分配给有相关商品出口经营能力的出口企业。
2、鼓励规模经营。出口企业所获得的配额数量不得低于相关商品出口配额的最低分配标准。活大猪15000头，活中猪10000头，活乳猪2500头，活牛1000头，大闸蟹30吨。年出口配额总量达不到上述标准的口岸和有关公司，由1家经营。
3、外经贸部将按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试点审批有实力的生产场（厂）自营供港活大猪业务。经外经贸部批准的生产场（厂）可向地方外经贸管理部门申请出口配额。
（二）活鸡：按外经贸部《供港活鸡出口管理暂行规定》（〔1998〕外经贸管发166号）进行配额的二次分配，实行规模经营。
（三）冻肉禽
1、分配给有出口经营能力和出口实绩的出口企业。
2、地方外经贸管理部门可自行审批有出口经营权的企业经营供港冻肉禽业务。
3、出口企业所获得的配额数量不得低于相关商品出口配额的最低分配标准：冻猪肉500吨，冻牛肉200吨，冻鸡150吨。
第十条 地方外经贸管理部门可根据以下标准向外经贸部申报1－2家生产企业自营供港活大猪出口业务。
（一）生产场（厂）的卫生防疫条件合格并经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注册登记。
（二）单个生产场（厂）母猪存栏达2000头，年产活大猪30000头以上；或前三年供港活大猪的供货实绩年均在15000头以上的生产场（厂）。
（三）企业具备独立法人资格，资产负债、销售及利润状况良好（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四）生产场（厂）的活大猪须实行自繁自养，其品种、规格符合香港市场的要求。

第四章 代理
第十一条 香港代理机构、国内出口企业和供货企业应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确立彼此之间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
（一）活畜
1、代理机构和出口企业必须按照责、权、利统一的原则签定出口代理协议。出口企业有义务保质保量提供委托代理出口的商品，同时也有权了解被代理商品在市场销售的详细情况。五丰行在保证完成市场占有率目标的前提下，履行其总代理的权利。
2、出口代理协议应对双方的供销数量、代理佣金及其他费用等有关内容明确各自应尽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利。
3、地方外经贸管理部门和有关公司应提供符合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供货猪场名单并报外经贸部核准。出口企业在获得出口配额后，必须从经外经贸部核准公布的供货猪场收购出口。出口企业和供货猪场须签定相应的供货代理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二）活鸡及冻肉禽
1、五丰行和广南行负责内地活鸡对香港的出口代理工作。其中，广南行负责代理广东省（含深圳市）的供港活鸡，五丰行负责代理除广东省以外其它省市的供港活鸡。
2、供港冻肉禽由五丰行负责代理工作。
3、出口企业和代理机构须签定相应的代理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三）出口企业和代理机构签定供港水产品代理协议，明确双方的责、权、利。
第十二条 代理机构应认真调查、落实有关客户的资信状况和经营状况，保证及时、安全收汇。

第五章 检验检疫
第十三条 供港鲜活冷冻商品的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任何商品均须经过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的法定检验检疫并获得相应的检验检疫证书后方可供港。
（一）活畜／活鸡
1、各有关供港活畜、活鸡的饲养、屠宰、加工场（厂）必须遵守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和各产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制定的供港活畜、活鸡的检验检疫管理及生产场（厂）注册登记的有关规定，并接受各产地及离境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的监督管理。
2、供港活畜、活鸡须为在产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注册登记的生产场（厂）出生并育成的。
3、各类出口企业供港的活畜、活鸡，须向产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报检。经检验检疫合格后，由产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签发动物检验检疫证书。活畜、活禽运抵离境口岸时，经离境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进行离境前检验检疫。合格者，换证或验证放行；不合格者不得供港。
（二）冻肉禽
1、出口企业应严格按照外经贸部和原国家商检局《关于内地对港澳出口供应冻肉禽有关规定的通知》（〔1993〕外经贸管发第365号）的规定，保证供港冻肉禽的卫生标准。
2、出口企业在货物出运前必须向产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报检，报检的冻肉禽必须是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注册工厂屠宰、加工的产品。只有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检验检疫合格并签发相应的检验检疫证书后方可供港。
（三）供港水产品的出口检验检疫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章 供港活大猪生产场（厂）供货资格的认可
第十四条 为推动规模生产，保证质量，同时鼓励科学饲养、品种改良等，对港出口活大猪试行供货猪场认可制度。外经贸部根据生产场（厂）的生产能力、资产负债、销售及利润、卫生防疫水平以及产品的品种规格是否符合香港市场的要求等标准，认定并赋予生产场（厂）供货资格。任何出口企业只能出口经认可的猪场的活大猪。
第十五条 符合以下条件的猪场均可通过地方外经贸管理部门向外经贸部申请供货资格。
1、生产场（厂）卫生防疫条件合格并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注册登记。
2、以前无供货实绩的单个生产场（厂），实际年产活大猪5000头以上；或前三年供港活大猪的供货实绩年均在3000头以上的生产场（厂）。
3、具备企业独立法人资格，资产负债、销售及利润状况良好（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4、生产场（厂）的活大猪须实行自繁自养，其品种、规格符合香港市场的要求。
第十六条 外经贸部将根据香港市场的需求状况和内地生产水平、出口规模经营等要求，适时调整有关标准，动态管理并公布供港活大猪认可猪场。其他活畜（活中猪、活乳猪、活牛），待条件成熟时也将采取供货资格认可制度。

第七章 监控及反馈
第十七条 市场销售情况的反馈。代理机构应在每月的中旬将上月有关商品的市场情况包括市场总的供需状况、外货、内地货及港产货的到货和销售情况报外经贸部。
第十八条 地方外经贸管理部门和出口企业须按我部《进出口商品配额执行情况核查反馈办法》的有关要求，定期将有关商品的配额使用、出口等情况报外经贸部。
第十九条 质量的反馈
（一）外经贸部定期向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了解产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对供港鲜活冷冻商品的检验检疫情况。
（二）代理机构每月须向外经贸部反映上月所有出口企业的出口商品质量状况。如有特殊的质量违规情况，应及时报告外经贸部。
第二十条 代理机构、出口企业和供货企业有义务随时向外经贸部报告业务中出现的其他问题及情况。

第八章 检查及罚则
第二十一条 外经贸部将按照下达的年度配额以及对市场份额的目标等要求检查代理机构和出口企业的工作。
第二十二条 当代理机构不能完成外经贸部下达的活大猪全年出口配额，活大猪市场份额目标不能实现时，代理机构须部分退还所收收入。当销量达到全年配额的99．5％或以上时，视作全部完成。如未能完成的数量占全年配额总量的0．5－10％以内，代理机构须将全年销售金额的0．5％退还给有关出口企业，如不能完成的数量占全年配额总量的10－20％以内，退还金提高到1％，依此类推。代理机构连续两年不能完成规定的销量，代理机构在退还部分销售金额的同时，外经贸部在下一年的配额安排时，将把原代理机构不能完成的数量安排第二家代理机构出口。
第二十三条 出口企业的配额完成率是安排企业下年度出口配额的重要依据。对配额完成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或达不到80％（当平均完成率超出80％时）的企业，按所欠比例扣减配额。
第二十四条 对达不到本办法第九条冻肉禽最低出口标准的企业，三年内不再安排相关商品的出口配额。
第二十五条 供港活大猪、活鸡质量出现问题并经查实，问题出在供货猪场或鸡场的，对负直接责任的猪场或鸡场，立即取消其供货资格，对负间接责任的出口企业扣减相关出口企业下二个月三分之一的配额。经查实，问题出在猪场或鸡场以外，对负直接责任的出口企业扣减下二个月配额的二分之一，两年内累计违规达3次者，取消其该项商品的出口配额，不再恢复。
第二十六条 对违反规定收购非注册生产场（厂）生产的活畜、活鸡的出口企业，经查实，外经贸部取消其供港活畜、活鸡的出口配额，不再恢复。
第二十七条 对出现质量问题的其他商品，经查实，按所出货物的三倍数量扣减配额。
第二十八条 对未经外经贸部批准超配额出口的出口企业，外经贸部将取消其全年出口配额。
第二十九条 严禁出口企业以任何方式自行转让、买卖出口配额许可证。如出现上述情况，一经查实取消其出口经营权。
第三十条 代理机构的代理行为明显有失公平竞争原则，造成香港市场鲜活冷冻商品销售秩序混乱；或代理机构不能保证出口收汇，造成出口企业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经查实，外经贸部将终止该代理机构的代理。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目前国内牲畜饲养水平及集约化经营水平基本达到国外同类水平，而且已能充分满足香港市场的需要，外经贸部原则上不再审批新的对港出口鲜活冷冻商品的合资企业。对在本文实施前未经外经贸部批准的合资生产场（厂），也不再受理补报申请。
第三十二条 外经贸部已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其出口的产品必须是自产产品。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数量不得超过外经贸部核定的出口规模。
第三十三条 广州特办根据本办法制定、修改相应商品的月度配额或日配额管理规定，并报外经贸部备案。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外经贸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以前的有关管理规定与本办法不符之处，以本办法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