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时债权人利益之保护
商宏冬　任淑梅

一、案情
　　1998年6月，某贸易公司因购买某实业公司一批摩托罗拉手机，欠下货款200万元，久拖不还，实业公司遂于1999年8月向法院起诉。法院受理后经调查发现，贸易公司已因连续二年没有年检而被工商登记部门于1999年7月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即以被告主体已不存在为由依法驳回实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实业公司经调查证实贸易公司确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并且该公司不存在上级主管机关，在经营期间也不存在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同时又进一步发现，在贸易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其股东在公司没有进行清算的情况下，私分了公司的全部财产。
二、分析
　　在此情况下，实业公司作为贸易公司的债权人怎样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呢?有以下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贸易公司不付货款的行为是违法行为，现贸易公司虽已被工商登记机关吊销，但其股东系该公司的出资人，股东在公司没有清算的情况下私分财产的行为，是一种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股东应连带偿还贸易公司所欠付的货款。因此实业公司应以欠付货款为由直接以贸易公司股东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贸易公司股东连带偿还货款。
　　第二种意见认为，贸易公司在被吊销营业执照以后，其股东在公司没有清算的情况下，私分公司财产，主观上有逃避债务的故意，其行为后果损害了实业公司债权的正常实现，实质上是侵害实业公司债权的侵权行为，应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实业公司可以贸易公司股东为被告提起侵权之诉，请求法院判决贸易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我们认为，第一种意见是不正确的。贸易公司支付货款的义务是基于贸易公司和实业公司的货物买卖合同而产生的特定的合同义务。贸易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以后，法人资格已被消灭，民事主体不复存在，自无履行义务的可能。而贸易公司股东不是货物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与实业公司没有基于合同而产生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也没有向实业公司支付货款的义务。何况在贸易公司已被消灭的情况下，要求公司股东连带偿还公司债务，违背了公司法最基本的原则——有限责任原则。因此实业公司以欠付货款为由而提起的要求贸易公司股东连带偿还货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是得不到法院支持的。
　　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本案的关键在于分析贸易公司股东在不对公司进行清算的情况下私分公司财产的行为是否符合债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及确认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
　　债权侵权行为是指债的关系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故意实施损害债权实现，造成债权人因此遭受财产利益损害，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的行为。根据学者的一般观点，确定债权侵权责任必须具备五个要件，即须有合法债权的存在；行为人须是债的关系以外的第三人；行为须具有违法性；行为人须出于主观上的故意；第三人的行为须造成债权人债权损害。以下即从五要件出发，对本案作具体分析：
　　1?合法债权的存在。这是构成债权侵权责任的基础。如果债权关系是违法的，不能成为债权行为的客体。本案实业公司与贸易公司的货物买卖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实业公司在向贸易公司交付货款之后即享有贸易公司支付货款的权利。实业公司对贸易公司的债权基于合法的合同而产生，是合法存在的。
　　2?行为人须是债的关系以外的第三人。这里的第三人是构成债权债务关系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因为如果是合同关系中的当事人侵害债权人的债权，仍是合同关系内部的行为，债权人仍可基于合同关系提出请求并获得救济。本案中的贸易公司的股东显然不是货物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与实业公司不存在基于合同而产生的权利义务的关系，因此属于贸易公司、实业公司这二个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
　　3?行为须具违法性。工商企字(1999)第173号《国家行政管理局关于企业等级管理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的第10条规定：“公司被依法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由股东组织清算组清算。”这一规定使股东在公司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后负有组织清算组清算的法定的作为义务。这种清算应属于企业的特别清算。特别清算程序的核心问题是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公司不经清算，债权人未得依法清偿，股东不能分配公司财产。《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这一规定赋予任何公民、法人对他人民事权利的不作为义务。而债权即是民事权利的一种。上述规定属于强制性法律规范，必须严格履行。本案中贸易公司的股东不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的行为，显然违反了工商法规规定的作为义务，其私分公司财产的行为，又违反了《民法通则》规定的不作为义务，皆侵害实业公司的合法债权，因此构成了行为的违法性。
　　4?行为人须出于主观上的故意。由于债权具有相对性的特点，因此只有明知债权的存在而侵害之，才构成侵权行为，过失不可能构成侵权责任。本案中贸易公司的股东明知公司有债务存在，其不组织清算且私分公司财产的行为会发生侵害他人的债权的后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明显的侵权故意。
　　5?第三人的行为须造成债权人债权损害。债权损害的事实，就是债权人债权不能实现的客观事实。本案中由于贸易公司的法人资格已被消灭，实业公司的债权只有通过特别清算而得到清偿，但贸易公司股东不组织清算且又私分公司财产的恶意行为，妨害了实业公司债权的实现。债权属于预期的财产利益，因此贸易公司股东的行为造成实业公司财产损害的后果。
　　综上所述，本案中贸易公司股东的行为完全符合债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我们认为除了前述的《民法通则》第5条外，《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可作为债权侵权行为的法律依据。该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里的“财产”应指有经济价值之权利结合而成的总体。债权属于预期的财产权益，包括在上述“财产”的概念之内。同理，《民法通则》第117条第3款的规定，自然也成为债权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另外，应当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公司法》第198条第3款的规定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作用。该款规定：“清算组成员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里的“清算组成员”是公司与债权人所建立的债的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其在清算过程中因故意而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行为，应属于债权侵权行为，其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属于债权侵权赔偿责任。
　　至于债权侵权的损害赔偿范围，应以财产损失为标准，对于财产利益的损失，应予全部赔偿。本案中除非贸易公司的股东能举证证明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时的财产已不足以全部清偿债权人的债权，否则即可推定实业公司因贸易公司的债权侵权行为而造成的财产利益的损失为债权预期的全部数额，以及延迟履行的违约金损失，造成的其它利益损失等。
　　另外，本案贸易公司的股东相互之间均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为其侵权行为是基于共同的故意而产生的共同侵权行为。当然，如果贸易公司的股东的侵权行为情节严重，已给债权人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构成犯罪的，可依据《公司法》及《刑法》的相关规定追究贸易公司股东的刑事责任。
　　(作者单位：北京市亿中律师事务所
　　中国政法大学)
浅议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

王胜宇


　　一、关于保险人
　　保险人即保险机构,指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承保者。在保险机构的设置上各国采用了不同的类型。(1)从性质来看,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可分为三种类型:政府公司型、政府机构型、政府机构和国营公司联合型。美国的ＯＰＩＣ是典型的政府公司型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即通商产业省贸易局,则属于政府机构型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德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即信托监察公司和黑姆斯信用保险公司两家国营公司,从性质上看属于第三种类型。(2)从海外投资保险的审批机构和具体保险业务的经营机构是否分离来看,又可分为单一制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和分离制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美国和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其保险业务的审批权和具体业务的经营权均由同一机构行使,属于单一制的类型。德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则不然,其保险业务的审批权和具体业务的经营权分别由不同的机构行使,属于分离制的类型。
　　日本的政府机构型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由日本所奉行的单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决定的。因为,当承保的风险发生时,单边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将以外交保护的方式进行代位求偿,而外交保护权的行使主体只能是主权国家。因此,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也只能采取政府机构的类型而不可能是赋予独立法律人格的政府公司的类型。鉴于单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种种弊端,笔者认为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选择上我国宜采用双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并且从我国的国情来看,至2005年底我国已与108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而且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背景下,可以预见我国对外签订的海外投资保护协定的数量还会大量增加。因此,建立双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有优势的。而双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目的之一在于通过商业化的运作使纠纷得到解决,尽量避免使用外交保护权招致发展中国家的反感。因此,在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类型的选择上,我国也宜采用政府公司型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

　　那么,我国到底应该设立单一制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还是应该设立分离制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呢?分离制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其审批权是由政府行使的,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审批权来推行本国的对外政策和战略。但从长远来看这样做是不利的。首先,审批权和具体业务的经营权分别由不同的机构行使可能引发权责的混乱,使纠纷复杂化,不利于纠纷的快速解决。其次,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根本宗旨也是在于保护本国的海外投资,如果国家通过控制审批权过多地对投资流向予以控制,以此来推行国家对外战略,就将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其宗旨相悖。因此,建立单一制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更为适宜。

　　二、关于承保范围

　　从各国的立法例来看,海外投资保险的范围一般只限于非商业风险,也称为政治风险,通常包括外汇险、征收险和战争险。

　　(1)外汇险,是指东道国政府采取外汇管制措施禁止或限制投资者将其本金和收益兑换成本国货币并汇回本国的风险。一般包括禁兑险和转移险。另外,有学者主张歧视性汇率险也应属于外汇险的范围。歧视性汇率险是指因东道国采取因交易对象不同而选择不同汇率的汇率制度而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笔者认为此问题应具体分析。投资东道国的歧视性汇率制度如果是在投资者投资之前即采用的,那么就不属于外汇险的范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对此种风险是可以预知的。但如果东道国的歧视性汇率制度是在投资者的投资过程中采取的,并给投资者造成了损失,那么就应该属于外汇险的范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对其所遭受的损害是无法提前预知的,并且凭借其自身力量也是无法抵御的,只能被动地接受。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歧视性汇率险就应该属于外汇险的范围。

　　(2)征收险,是指外国投资的企业及其资本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征用或没收,致使全部或一部分归于丧失。对于征收险的范围,发达国家主张既包括直接征收也包括间接征收。直接征收指直接剥夺投资者的财产所有权。而间接征收一般指财产所有者在合理的时间内不能使用、占有和处置其所拥有的财产。虽然发达国家在征收的范围问题上基本保持一致意见,但在征收的具体范围上还是存在争议的。例如,美国把契约权也列为征收的对象;而日本则把本国海外投资者所持有的股份被强制转让也视为征用。因此,我国日后无论在对外签订双边海外投资保护协定的过程中,还是与本国投资者签订海外投资保险合同的过程中都应当对征收的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以防止日后由于对征收范围的理解不同而导致海外投资保险纠纷的久拖不决。

　　(3)战争险,是指由于战争、革命、内乱等所导致的投资财产的损失。至于战争险的具体承保范围,各国也有较大差异。例如,美国法只承保因战争险所遭受的有形资产的损失,且只包括直接损失;而日本法律则规定战争险的承保范围既包括有形资产的损失又包括无形资产的损失,但是否只限于直接损失并未作出规定。出现此种差别主要是因为美国奉行的是双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其对本国投资者进行赔偿以及向东道国进行代位求偿,要严格按照本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及本国与投资东道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进行。因此,其国内法和本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都必须作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我国未来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该参照我国所签订的双边海外投资保护协定对战争险的范围作出明确规定。

　　三、关于保险对象

　　保险对象即合格投资,是指要求投保的海外投资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投保。合格投资包括两方面,即合格的投资项目和合格的投资形式。

　　对于合格的投资项目的认定各国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标准:(1)必须是新的投资,但一般也包括现有企业的扩大、现代化及其发展的投资;(2)必须经过东道国政府的批准,东道国政府的批准程序可以起到预防海外投资政治风险发生的作用,并且一旦投保的政治风险发生,也增大了投资者母国代位求偿的可能性;(3)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投资者母国对于本国海外投资进行保护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各国一般都把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作为认定投资项目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4)目前也有少数国家,例如瑞士,把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的发展作为投资项目是否合格的标准。
我国对于合格投资项目的认定除应具备前三项标准以外,还应把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的发展作为认定投资项目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这样既可以更有效地防止政治风险的发生,而且也不会因此而限制本国投资者的投资范围。因为投资行为本身就是互利双赢的活动,只要不是纯粹的投机行为或有伤风化的投资活动,一般海外投资活动对投资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还是有促进作用的。

　　至于投资形式,各国一般没有严格的限制性规定。我国未来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也应鼓励灵活多样的投资形式。

　　四、关于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即合格投资者,是指有权向本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申请海外投资保险的投资者。美国对合格投资者的确定采用“资本控制主义”的标准,具体包括以下三类主体:(1)美国公民,即具有美国国籍的人;(2)美国公司、合伙或其他社团,指依美国联邦或属地法律设立的公司、合伙、其他社团,并且要求美国人的投资占该公司、合伙、其他社团的投资总额的50%以上;(3)外国的公司、合伙、社团,即依外国法设立,但其资产的95%以上为美国公民、公司、合伙或社团所有者。日本法律则采取“设立地主义”的标准,只承认日本人和日本法人为合格投资者。

　　可见,无论采用何种标准,一般都要求投资者与其本国有着实质性的联系。就我国而言,合格投资者应包括以下两类:

　　(1)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虽然我国目前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自然人并不多,但我们并不能仅仅因为其数量少就从主体资格上对其进行限制,并且承认自然人的合格投资者的主体地位也是与我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相衔接的需要。

　　(2)企业,对于何种企业能够成为合格投资者,采用资本控制说予以确定较为合理。因为这样规定既可以保护代表我国利益的投资者又可以减少我国因保护非代表我国利益的投资者而支付的成本和费用。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