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建立缺席判决制度之思考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陈志坚


缺席判决是审判程序中的一项法律制度。在我国现行的三大程序法中，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已明确规定了这一法律制度。在民事和行政审判实践中，通过实行缺席判决制度，有效地提高了办案效率，准确及时地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实践证明，缺席判决是审判程序中一项重要的、切实可行的法律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还没有规定缺席判决制度，因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如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或自诉人提起控诉后，有些并未受到逮捕羁押的被告人为逃避审判而逃跑，致使人民法院无法开庭审判，造成刑事诉讼无限期拖延，使不少犯罪嫌疑人长期逍遥法外，特别是有些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大案要案得不到及时审理判决，给社会造成较大的负面效应，从而增加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据此，笔者建议在刑事诉讼中建立缺席判决制度，这对于促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顺利开展刑事诉讼活动，提高办案效率，正确实现刑事诉讼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一、在刑事诉讼中建立缺席判决制度的必要性
刑事诉讼缺席判决，是指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在被告人因逃避审判未到庭的情况下，根据公诉机关或自诉人的指控，就到庭的被害人、自诉人、证人或其他被告人等核对证据，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的判决。随着新形势下刑事审判任务的日趋繁重和审判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建立缺席判决制度也越来越显示出其必要性。
（一）、建立缺席判决制度是完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必然要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必然步入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刑事诉讼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及因此产生的一些弊端，必然要建立一种配套的制度来加以解决。如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逃避审判，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前或借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之机逃跑，致使该类案件无法及时审结，影响了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对自诉案件被告人在宣判前一般不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即使是公诉案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有许多条款规定了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措施，实践中使用这两项措施的范围比较广、人次比较多,虽然《刑事诉讼法》对防止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察和审判作出了具体规定，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审判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因此，有必要建立缺席判决这样一种配套制度来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在国际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少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建成立了缺席判决制度。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以完善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二）、建立缺席判决制度是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的必然要求
《刑事诉讼法》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是刑事诉讼法的首要任务。因此，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只要有犯罪发生，我们就要准确、及时地将犯罪事实彻底揭露和查明，并且应用《刑法》对犯罪分子予以应有的惩罚。所谓准确，就是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整个案件事实准确无误。所谓及时，就是要有时间的限制和要求，要抓住有利时机侦察破案，并及时提起公诉和审判，不得无故拖延。使犯罪分子能及早受到惩处，以便有效地打击犯罪，儆戒犯罪。如果因为被告人逃跑而无限期拖延诉讼，势必影响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证人的证言必须当庭讯问、质证并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果对被告人逃跑的刑事案件不及时采取缺席审判的方式，非等到被告人到庭后再开庭审理，到时证人就有可能会由于时过境迁而对事实记忆模糊，有些物证或其它证据材料也会因间隔时间太长随之灭失或变形，而无法辩认。这样就很难收集到与案件事实有关的各种真实证据材料，因而也就难以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甚至会导致放纵犯罪分子或冤枉好人的恶果。
（三）、建立缺席判决制度是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必然要求
由于在刑事诉讼中尚无缺席判决制度的规定，使不少被告人外逃的刑事案件即使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无法及时开庭审判，致使被害人和公民产生一些消极情绪甚至产生误会，认为是因执法机关软弱无能、执法不力而导致犯罪分子长期逍遥法外，甚至认为是执法机关放纵了犯罪分子。因此，丧失了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积极性，从而出现了有的公民在自身权益受到犯罪分子侵害时也不敢报案或不愿报案的极不正常现象，有的甚至甘愿吃亏而与犯罪分子“私了”，这样就在无形中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上一些可能犯罪或将要犯罪的不法分子看到有的人犯罪后只要逃离犯罪地就能“相安无事”，因此也肆无忌惮地实施犯罪，从而形成了犯罪率不断上升，社会治安状况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若在刑事诉讼中建立缺席判决制度，就有利于执法机关对刑事犯罪案件及时侦察、起诉和审判，只有及时对被告人进行公开审判，及时揭露犯罪及其对社会的危害，并及时惩治犯罪分子，才能充分发挥刑事诉讼在法制宣传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使广大群众增强法制观念，明确违法必究的道理，从而提高遵守法律的自觉性和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才能以一警百，使社会上一些可能犯罪或将要犯罪的不法分子受到儆戒，不敢以身试法。
二、建立缺席判决制度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在司法实践中，对在刑事诉讼中建立缺席判决制度虽存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缺席判决会影响被告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也不利于对案件事实的调查和难以确认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因而会直接影响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准确性，还认为如果被判处刑罚的犯罪分子缺席，没有执行刑罚的对象，判决也会失去实际意义。但笔者认为，只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坚持以公正与效率为主题,以司法为民为宗旨,正确行使各自的职权； 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案,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把案件质量关；坚持依靠群众和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建立刑事诉讼缺席判决制度是完全可行的。
（一）、缺席判决不会影响被告人行使在刑事诉讼中应有的诉讼权利
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多项诉讼权利,但最主要的诉讼权利是辩护权和上诉权。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来保障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的辩护权、上诉权及其他各项诉讼权利。一是采用公告形式送达法律文书。立案后及时向被告人公告送达起诉书（自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告知其被指控的罪名和开庭时间，以利被告人归案参加诉讼或委托辩护人出庭辩护。如被告人经公告传唤后仍未到庭参加诉讼，宣判后还应及时公告送达判决书，告知其判决结果和上诉期限，以便被告人提出上诉。公告送达的时间不计入案件的审限之内，但不宜过长，以防同案的被告人羁押时间过长。二是及时通知被告人的近亲属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其近亲属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指定负有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出庭辩护。即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一定要为其委托辩护人参与诉讼，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三是通知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出庭参与诉讼，并由其会同律师代被告人行使诉讼过程中的各种诉讼权利，包括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自愿调解等。同时，人民法院还应向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送达各种法律文书，使其了解审判的全过程。
（二）、缺席判决并不会影响对被告人的正确定罪量刑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定案的根据主要是证据，而不是被告人的口供，只要证据充分确实，不管被告人是否供认，都可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并对被告人定罪。但在缺席审判时，必须严格按规定传证人到庭作证，对一切可能用作定案依据的证据，心须在法庭上查证，以防冤假错案的发生。其次，被告人缺席也不会影响正确量刑。有的人认为，没有被告人的供述，很难确认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因而会直接影响对其量刑的准确度。笔者以为，被告人逃避审判就是认罪态度不好的具体表现，因此审判时完全可以根据被告人在作案中的具体情节以及其他法定、酌定量刑情节来把握量刑幅度。如被告人在判决生效后主动投案自首或归案后确有新的证据能证明其无罪、罪轻的，则可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由人民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
（三）、缺席判决制度与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并不相悖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自诉案件进行审查后，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的案件，应当开庭审判……”。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对于提起公诉或自诉的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就应当开庭审判。由此可见，建立缺席判决制度对一些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及时审理判决，与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并不矛盾。
（四）、缺席判决并不会因为暂时没有执行刑罚的对象而失去实际意义
缺席判决后，虽然暂时不能对被告人执行刑罚，但却具有如下实际意义：第一，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节约审判资源。缺席审判可防止刑事诉讼无限期拖延，对一些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做到快审快结，判决书生效后，一旦被告人归案，即可及时对其执行刑罚，从而提高办案效率。同时也可避免有多名被告人的刑事案件出现多次重复开庭的现象，以减轻审判机关的诉累，避免审判资源的浪费。第二，有利于及时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和挽回国家或集体的经济损失。对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判决生效后虽然不能及时对被告人执行刑罚，但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判决则不因被告人未到案而影响执行。判决生效后，人民法院可以及时以被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的财产赔偿被害人或国家、集体的经济损失；此外，如对被告人判处罚金或没收财产亦可及时执行。第三，可有效的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消除被告人“一走了之”的侥幸心理，以敦促被告人及时归案接受审判或服刑。
三、刑事诉讼中适用缺席判决制度的几种情形
在刑事诉讼中实行缺席判决制度应持慎重的态度，其范围不宜扩大。缺席判决适用的前提必须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如因被告人（当事人）没有到庭而无法查清案情事实的，不能缺席判决，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审理，待其到庭后再恢复审理。笔者认为，缺席判决适用的几种情形有：（一）、公诉案件的被告人为逃避审判逃跑而没有到庭的；（二）、自诉案件的被告人逃跑或虽未逃跑但经两次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人民法院又无法将其拘传到庭的，或者被告人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三）、在自诉案件被告人提出反诉的情况下，自诉人经两次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其适用的例外情形：对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不宜缺席判决。因为死刑是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一种刑罚，判处死刑，毕竟是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一旦发生错判，就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甚至伤及无辜，造成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因而必须特别慎重。








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制度的理性思考

张海燕


摘 要 侦查讯问中，赋予律师在场权一方面有助于遏制刑讯逼供的滋生，增强侦查讯问的透明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另一方面也会对侦查活动形成干扰。是否建立律师在场制，应做客观全面地论证。
关键词 讯问 律师在场权 犯罪嫌疑人 刑讯逼供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权内容主要包括：会见权、通信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以及讯问时律师在场权，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但律师正式行使刑事辩护权的时间仍是从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通行的观点将侦查阶段律师享有的上述权利，称之为“有限的律师帮助权”。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并不享有辩护权，有限的律师帮助权中也不包含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但鉴于国内对在立法上赋予律师讯问在场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加以理性的分析。
一、主要国家对讯问中律师在场权的法律规定
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指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自犯罪嫌疑人第一次接受侦查机关的讯问开始直到侦查终结，在侦查机关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接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均有权在场，犯罪嫌疑人也有权要求其律师在场。
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的基石，侦查阶段也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最脆弱的阶段，因此各国在刑事诉讼中均不同程度地强化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主体地位和对他们防御性权利的保障。从对两大法系刑事司法制度的考察来看，两大法系中的多数国家在法律上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中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但并不是每个国家在法律上都赋予了律师享有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在场的权利，即使赋予了此项权利，其在法律规定上也不尽相同。
美国通过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的判例，明确要求侦查官员在讯问时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对受到拘押的犯罪嫌疑人，不论在指控前或指控后，讯问时都应当有律师在场方为合法。在英国，律师接受委托或指定后，须尽快会见犯罪嫌疑人，在警察对犯罪嫌疑人实施讯问时，有权自始至终地在场。在德国的刑事侦查程序中，在由法官、检察官主持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一般都有权在场，而在司法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辩护律师无权在场。法国的侦查分为初步侦查和预审两部分，在初步侦查阶段，律师在司法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无权在场，但在检察官和预审法官对重罪嫌疑人进行的讯问中，律师可以始终在场。预审程序中，未经被告人同意，预审法官将不得对其进行讯问;即使其同意接受讯问，也必须在辩护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才能生效。意大利法律规定:司法警察在初步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通知辩护律师在场，否则讯问所得的陈述笔录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俄罗斯1995年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辩护人从被准许参加诉讼时起，……;有权在提出控诉时在场，参加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以及其他调查活动;……。参与侦查过程的辩护人有权向被讯问人提问，并有权对所参加的该侦查行为的记录是否正确和完整提出书面意见。”
无疑，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作为外部监督制约力量，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防止侦查讯问权的滥用，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确保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可靠性与合法性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制度是没有弊端的。
二、解读律师在场权与刑讯逼供的关系
刑讯逼供是侦查实践中的一个顽疾。从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趋势看，日益走向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这条主线。这对刑事诉讼的特殊阶段—侦查，提出了严峻挑战。笔者认为要全面认识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意义，有必要澄清两个认识误区：其一，“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不等于“反对自证其罪”，在侦查讯问中，这个原则强调的是“强迫”，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犯罪嫌疑人就应有容忍讯问的义务；其二，侦查机关讯问嫌疑人的目的在于获取供述或听取其辩解，形成可以在审判中用作证据的讯问笔录或其他证据形式，并且可以借此发现其他证据，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供述。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主旋律中的不和谐音符，既不利于打击犯罪也损害了司法公正，应坚决予以遏制，这是不容置疑的。口供作为重要的证据以及其在侦查破案中的特殊作用，使得各国在刑事案件侦查中仍然十分重视口供的使用，并在讯问程序上不断予以规范，口供的法律地位并不因为现代侦查技术的发展和对于“外部证据”的侧重而受到影响。讯问只是产生刑讯逼供现象的一个环境因素，并不是滋生刑讯逼供的根源，强调律师在场权与遏制刑讯逼供之间的必然性是一个误区，不应因为存在刑讯逼供，就企图削弱讯问的功能，因噎废食不可取。
对于刑讯逼供，笔者以为可以通过以下制度设计来控制：㈠实行侦押分离，将羁押机构中立化，明确羁押机构的职责，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侦查机关的非法侵犯，否则追究其相关责任；㈡对讯问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同样可以增加讯问过程的透明度，当然，对讯问实施录音、录像在制度设计上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㈢司法实践中应加强贯彻排除非法口供证据效力原则的力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条虽然明确了对非法取证的否定态度，但作为一个法律条文而言，是不完整的，缺少处理性规定，操作性不强。正如高悬严禁吸烟标志的公共场所总会有不自觉的人吞云吐雾，这种人对治安员和群众的道德谴责或者不理睬，或者稍微收敛，但面对罚款就不会无动于衷了，有了经济惩罚恐怕就没有多少人会明知故犯了。利益的触动往往比道德谴责更有效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如果在庭审中，被告人提出侦查机关对其实施了刑讯逼供，这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侦查机关承担证明讯问人员没有实施刑讯逼供行为的举证责任。㈣《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受到刑事控告而被逮捕或监禁但尚未审讯和判刑的人，在会见律师时，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和律师的会谈，可以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笔者以为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同样可以借鉴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的以上做法，即目光监视，两者的道理是相通的，只不过是将律师和警察的位置调换一下而已。这样做，既把律师干扰讯问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又便于律师监督讯问人员是否有刑讯逼供行为。㈤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按照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定罪并从重处罚，对刑讯逼供者严厉追究其刑事责任。另外，还可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职能。以上措施都可以有力地制约刑讯逼供。
三、律师在场权与侦查讯问权的冲突
首先，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和辩护律师所要承担的诉讼风险不同。侦查机关承担着严格举证责任，在侦查终结时，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侦查机关为了使犯罪嫌疑人受到刑事追究，必须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形成完整、严谨的证据锁链，排除其他合理性怀疑，得出唯一的结论，才不至于被法庭否定。而辩护律师只要拿出一个有力证据，就足以粉碎侦查机关耗费大量侦查资源构建的证据体系，侦查成本与侦查效益严重比例失调。最能说明此问题的当属辛普森一案了。在庭审中，控方指出辛普森多年来暴力虐妻（并有报警记录），有血迹和染血手套等铁证，辩护律师则强烈攻击控方证据的漏洞，如辛普森不可能有足够时间行凶并毁灭凶器和衣服等，特别针对被告的手穿不进血手套，同时攻击作供的警方证人是种族歧视者以打击证言的可信性，强调控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未能达到“毫无合理的疑点”的标准。辛普森案件的审讯耗时九个月，耗费纳税人巨额资金，随着辛普森被判无罪，追诉机关的努力也付之一炬。
其次，讯问作为侦查机关获取犯罪信息的一种重要手段，是构建证据锁链中的重要一环，而律师在场权无疑弱化了侦查讯问的效能。犯罪嫌疑人是拥有最完整犯罪信息的主体，而侦查讯问则是获取犯罪信息的一个切入点，同时也是获取其罪轻、无罪的信息的一个途径，应指出的是侦查讯问应是在一定有罪证据基础之上进行的，否则侦查讯问则有可能触犯法律，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再次，侦查讯问是讯问人员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的活力对抗，讯问的有效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攻势，打的是心理战，以求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痕迹，“勘查”的是犯罪心理现场。我们都期望犯罪嫌疑人“完全自愿供述”，但实践证明这只是一个侦查讯问的理想状态而已，出于趋利避害心理，犯罪嫌疑人总是试图掩饰自己的犯罪事实，给讯问工作制造种种障碍。律师在场制度的目的之一旨在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心理支持，减缓其心理压力。试想，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侦查讯问也就形同虚设，讯问策略也就失去了有效实施的环境。另一方面，律师也可能因不懂侦查讯问的专业知识，无法正确理解讯问策略，干扰讯问，极易给讯问人员扣上骗供、诱供、逼供的黑帽子，使得侦查讯问人员的职业风险性加大。
四、质疑律师在场权的理论根据
普遍的观点认为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相对侦查机关而言是弱势群体，强调增强犯罪嫌疑人的防御权。孰弱孰强，笔者认为这要看划分的依据是什么，诚然，从权力角度看，犯罪嫌疑人是弱势者，侦查机关有强大的国家权力做后盾。但要看到之所以国家赋予侦查机关强大的侦查权，首先在于被害人才是最需要司法救济的弱者，侦查机关代表国家和被害人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其次在于从犯罪信息角度讲，犯罪嫌疑人处于信息优势，他最清楚自己是否犯了罪。侦查活动作为一个回溯性、由果推因的过程，获取犯罪信息的有无或多少具有局限性和被动性。由于信息的不平衡，就需要赋予侦查机关较大的侦查权力来弥补这种不平衡状态。
增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对抗能力，使其与侦查机关“平等武装”，实行对抗式侦查。笔者以为这种提法有待商榷。防止侦查权滥用，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但不能矫枉过正。对于侦查机关不能过于苛求，其在合法的范围内应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权力要制约，又要相对独立，才能有效履行职能。在侦查机关的对抗能力没有得到有效提高的情况下，一味强调提高犯罪嫌疑人的对抗能力，追求所谓的“对抗平衡”，不仅不利于追究犯罪，实际上还变相地包容了犯罪嫌疑人的非法利益。实际上，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一个总体趋势就是不断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尤其在审判阶段，更是通过立法使得被告人的抗辩能力显著提高，笔者更赞成“对抗式庭审”而非“对抗式侦查”，如果侦查阶段的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如未按法定程序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就会在庭审中遭到辩护律师的质疑，也不会被法庭作为定罪证据采纳，起到过滤作用，从而促使侦查讯问人员合法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我们的司法理念是不枉不纵，既非西方的宁纵勿枉，也非宁枉勿纵。以辛普森案为例，他在刑事诉讼中胜诉，民事诉讼中却败诉，原因在于其在民事诉讼审判作证时漏洞百出，而在刑事诉讼中因其享有沉默权，所谓言多必失。在美国，从警察讯问开始，律师就可以全面介入。从第一次讯问开始，律师就可以代表犯罪嫌疑人出席和辩护(包括代替犯罪嫌疑人回答问题，除非其不愿请律师)。律师全面介入警察讯问对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利，但对侦查干扰较大。
对于侦查讯问，现在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规范它，使其在法治的轨道上正常运行，促进侦查破案效率的提高，而不应一味地去限制、削弱其功能。国内一位学者曾言：“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根本目标应该是：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扩大辩护律师权利，实现司法公正。”对此，笔者更愿意借用美国一个法官的话：“我们过于频繁地追求其他次要的，甚至是虚幻的价值，而牺牲了查明真相这一目的。”我们是否应三思而后行？